一、工业时代的骑士之歌
“骑士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这是爱尔兰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早在1790年就做出了的断言，并随着萨缪尔森《经济学》广泛传播而成为经济学的时代宣言。事实上，伯克所谓的是“算计者”（calculator），也就是源自亚当·斯密“理性算计”的经济人。这句话放在现代甚至比当时更为准确。然而，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骑士精神却未必过时。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里，“骑士”只不过表面上改换了一种身份，他们现在成为了“企业家”，而有勇有谋热爱挑战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新时代的骑士精神。
“企业家”这个词实际上被熊彼特重新定义，在熊彼特之后，“企业家”不再只是工场主、商人、资本家，而是一切从事创新行动的人。甚至连“创新”也得到了熊彼特别具一格的解释——“创造性破坏”。正是这些现代骑士，怀抱着“一种梦想和意志”、“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以及“创造的欢乐”，在经济社会之中不断奋战，试图找寻属于自己的王国。自称为伟大骑士后裔的熊彼特有三大人生梦想，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之外，就是“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企业家的创新，这帮助他部分实现了梦想。然而，熊彼特的一生命运都交织于耀目的成功和惨痛的不幸之间。他是奥地利最年轻的财政部长，却很快引咎辞职；他所掌管的银行一度享誉维也纳，却在金融危机下破产；他仪表非凡风流倜傥，经历了数次婚姻，人到中年连续经历了丧母，丧妻，丧子的痛苦，一直忍受着抑郁的煎熬；他在学术上少年得志，26岁就成为奥地利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2年后即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赢得巨大声誉，然而时运不济生活在“凯恩斯革命”的时代，终其一生没能逃出凯恩斯的阴影。
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大概有些超前了，到他死后才逐渐被人们普遍认可，得以与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等人比肩而立。熊彼特的人生是不断和自我怀疑决绝斗争的悲歌，他对于自己颇为可疑的贵族出身的执迷多少有几分可笑，他的梦想和现实也难以比较评判。但是无论他的生活或是思想之中，创新的骑士精神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和他笔下的企业家一样，熊彼特称得上是一位工业时代的浪漫骑士。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里希镇（今位于捷克）一个织布厂主的中产阶级家庭（熊彼特自称家族被剥夺了贵族封号）。4岁的时候，他父亲因为打猎时发生意外去世，母亲带着儿子迁移到城市格拉茨，几年后嫁给了比她大33岁的陆军副元帅冯·克勒，并搬到了维也纳。由此熊彼特进入了贵族学校接受教育，具备了应有的文化素质，他很小就学会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并且对古典文化终身保持着兴趣。
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他认真学习法律，历史和经济学，同时与上层社会人物交往甚密，表现出贵族花花公子的形象。“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出众的情人”等伟大志向就是他此时所立下的。在维也纳大学，熊彼特受教于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维塞尔等人，这也使得日后熊彼特的理论带上了浓厚的“奥地利学派”味道。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的希法亭。1905年维也纳大学毕业后，熊彼特更广泛结识名流，他娶了英国国教官员的女儿格莱迪斯·西威尔（Gladys Seaver），在开罗开办律师事务所，并撰写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不久他返回到库切诺维奇大学（今位于乌克兰）大学任教，并撰写了第二本书《经济发展理论》，获得了格拉茨大学的教授职位。到32岁的时候，他出版了第三部著作《经济理论和方法：历史札记》。至此，熊彼特已经发表了3本书，20篇论文和60多篇书评。大致在人生的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他所谓学者的“神圣十年”中——熊彼特的经济学核心思想已基本确立。
1918年，熊彼特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此后加入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混合内阁，成为奥地利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然而，熊彼特拯救经济的计划迅速地成为了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的牺牲品，他遭遇了失败，担任部长不足一年就离开政界。1921年熊彼特进入金融实业，担任了维也纳私营彼得曼银行行长，到1924年，奥地利的股票市场崩溃，熊彼特与银行一同破产。刚过40岁，曾经的天才青年一下子沦落到靠演讲和写文章还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1925年熊彼特回到学术界，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这年他再次结婚，找到意中人安妮·莱辛格（Annie Reisinger），但是幸福很短暂，次年他的母亲去世，两个月后，安妮在生孩子时也去世，新生儿四个月后夭折。熊彼特并没有完全被不幸击垮，在后来的23年中熊彼特重建了他的生活。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到“现在一切都依赖于我工作的能力。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发动机会继续运转，即使我的个人生活已经死去了。”
1932年他移居美国担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那里他遇见了第三任妻子经济学家伊利莎白·布迪（Elizabeth Boody），赚了足够的钱还清所有的债务，再次开始撰写大量文章，评论。他出版了专著包括《经济周期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和大部头著作《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还于1937年至1941年担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年至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熊彼特的思想和他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张力。在熊彼特的第一部著作之中，他就认识到了经济学的静态和动态分析是不同的领域。虽然熊彼特自己很少使用数学工具，却极为推崇最早以数学公式论证一般均衡的先驱瓦尔拉斯。《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特的成名作，也是他对于企业家的经济学礼赞。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核心即“创新”理论，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指出了企业家创新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书中加以运用，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同时技术革新也意味着新的萧条。熊彼特把这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序言第4页）。因此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都源自创新，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将而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同时认为它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规模和速度不断加大的波动而崩溃。熊彼特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较之中，不无惋惜地认为经济进步将使得创新本身降为例行事务，那时企业家也将消失，“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而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
熊彼特在生前虽然已经赢得巨大声望，但他终为与凯恩斯暗地里的竞争落于下风而困恼。然而时间是公正的，在1983年两人的百年诞辰纪念之时，《福布斯》杂志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整个世界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两个人共同的学生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中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形象粗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可风光一时，然而智慧赢得不朽。”
二、企业家与创新
“企业家”与“创新”如今已经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甚至几近泛滥的常用语。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它们甚至算不上什么特别新奇的词语。正是熊彼特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为它们赋予了新鲜而深刻的涵义，将“企业家”和“创新”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最早、最系统的论述。传统经济学把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革看作经济进程中偶然发生的干扰因素，基本上将它们排除到理论分析之外。熊彼特则认为发展是经济生活中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他力图把握真实历史进程的脉搏，将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看作经济生活内部的创新活动，探讨不断实现这种创新的发展机制。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依赖于创新，“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我们称之为‘创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第290页）。生产函数的变动，换一个角度说就是熊彼特所谓的“新组合”。他指出：“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生产其它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和
力量组合起来”，而当“新组合是间断地出现的时候，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 （第73-74页）。熊彼特列举了创新具体包括的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这就是常见的产品创新，如铁路相对于土路，电话相对于电报等等。这种“创新”似乎与“发明”很类似，但熊彼特是在特定的情形之下给出定义的，即针对“消费者”的“产品”。仅仅是做出一种新的发明创造而没有应用于市场，并不具备熊彼特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涵义。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鉴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绝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对于这类创新，熊彼特强调，不需要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的基础上，仅仅需要把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即可。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熊彼特考虑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主要设想的是一个商业上有组织的国家，其中私人财产、分工和自由竞争居于统治地位。”在市场竞争中，随着优胜劣汰的过程，垄断之所以能够出现和保持，正是借助前面所谓的产品创新等等方式创造市场、发现市场或挤出竞争者独占市场。因此“造成一种垄断地位”的过程属于创新。另一方面如果垄断者固步自封，其他竞争者的“新组合”将有可能取而代之，“打破一种垄断地位”，也成为创新。
熊彼特指出，创新通过改变生产环流的固有路线可以使同样的“土壤”实现更丰盛的产出。以往的静态分析表明，一个竞争性企业的收入总是与支出相抵，即价格刚好弥补成本。而创新却是一种动态因素。以实现新组合为标志的发展，较之运用旧组合时的状况，在生产和经营上更加富有效率，因此形成了普遍价格和个别成本之间的差额，产生了源于创新者意志和知识的利润。利润诱导了追随和模仿，创新动摇了旧组合的生存基础，于是新的企业连续出现，整个行业的改组随之到来。继而产量日增，竞争激烈，价格跌落，当新的企业形式成为循环流转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价格重新等同于产品中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利润消失了，新的均衡形势到来。利润的可能性和短暂性诱发了高潮迭起的创新活动，创新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着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因此，创新过程也就是“创造性破坏”过程，并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第82-83页）。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的标准，在于能否实现“新组合”。打破固有的生产环流，需要面临不确定的前景，需要克服习惯的阻力，将经济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利用起来。企业家并未首创任何独特的生产要素，而是更好地运用了现存的生产手段，领导这些生产手段进入新的渠道， 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家的意志和行动成为整个创新活动的灵魂。熊彼特明确指出：“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因此，“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
显然，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与此前人们通常意识之中、甚至与以往经济学理论之中的企业家概念大不相同。以往的“企业家”一般指企业所有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而到了熊彼特这里，这些角色如果不进行“新组合”的行动，也就是不履行“创新”功能，恐怕都难以承担“企业家”之名。
熊彼特对于企业家创新动力的解释多少显出了一些浪漫情怀。他不认可经济学传统如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自利动机，也不赞同道德哲学的思想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根源，而是提出了自己的骑士般的价值信念。熊彼特指出，企业家进行创新，不仅仅是为了享乐，更不是为了实现“天职”，而是出于如下原因：第一，“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第103页）；第二，“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第104页）；第三，“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第104页）。熊彼特对企业家创新动因的解释固然有不切实际的方面，但是他的这种“骑士信念”实际上是对人的真实而复杂需求的某些反映，而这些，恰恰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时期以来在“经济人假设”中忽视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熊彼特不仅是企业家创新理论的首创者，也是经济学行为理论的先驱。
熊彼特的离经叛道还表现在他对于垄断的动态看法之上，创新理论完全跳出了正统理论“完全竞争-垄断”的分析框架，也避免了“垄断性竞争”之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展现了全新的动态竞争视角。正是以“企业家”和“创新”为核心理念，熊彼特摒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的理论模式，以动态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
三、静态增长与动态发展
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前者仅仅是由于人口、资源等外部因素变化引起的经济量的增加，而后者则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引入了“新组合”而导致的经济上质的优化。他指出，现代经济生活不是均衡和对造成偏离均衡干扰的适应性调整，而是不断地打破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发展历程。发展，从根本上讲，不是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规模的扩大，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含的质的突破。在对传统理论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画出静态运行和动态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生活图景，解释了利润、资本、信贷、利息等重要的发展现象，完成了对经济周期的考察。
为了比较经济静态增长与动态发展的本质，熊彼特首先假设了没有发展，只有生产过程循环流转的静止状态经济在惯性中运行，过去的经济时期传给人们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又使他们卷入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网，从而牢牢地把他们钉在各自的轨道上。各个家庭和厂商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和同样由经验确定的方式作出安排。经济以巨大的精确性运行着。外部的数据可能变化，人们会适应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但这仅仅是出于环境的压力，不会大大偏离原来的轨道，经济生活时时刻刻都和以前的状态联系着。
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经济生活面对熟知的产品用途和生产方法按照边际效益相等的原则组织起来。边际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说明了经济的运行过程经济活动的动机在于满足需要，因此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边际效用。消费品以其直接满足需要而成为第一级的财货， 中间品与生产资料以其服务于消费品的生产而成为高级财货，并具有价值。生产资料以其距离消费品远近的不同而进行排列，最终追溯到经济活动的原始生产要素劳动和土地。生产资料作为暂时存在的项目，它的价值可以完全分解为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因此，一定时期的社会产品总价值完全归属于直接和间接服务于消费品生产的劳动和土地，它们的份额取决于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决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竞争使得它们不多不少地获得了创造的产品的全部价值。社会总产品与劳动和土地服务的连续交换构成了经济过程的循环流转。在周而复始的生产环流中，没有原则上对资本积累的需要，也没有利润的位置，企业运行的管理者获得管理工资。在循环流转中，货币仅仅作为流通手段而存在，与经济过程的实质无关。同样，信用工具也不具有加入进来的根本必要性。
这样的静态经济适合新古典的静态均衡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说明了均衡状态下经济体系的各个要素是怎样互相作用和彼此决定的，说明了经济在自然条件、非经济的社会条件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动下不断追求均衡的趋势，以及不同的均衡位置的比较。这种理论面对的是已知的个人经验和习惯，讨论的是对于熟悉的而不是各种可能的生产方法的最佳利用，因此，这种理论不能解释新的生产组合的产生、经济中“革命性”的变化，以及以发展变革的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古典经济学关注发展，并且以发展作为主题但是斯密的发展是由人口和财富的增长造成的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结果，这种缓慢发生的变化并不影响静态分析方法的应用。
熊彼特不满足于古典以及新古典对于经济的看法，他以微观的企业家创新为关注焦点，力图把握经济整体和历史的动态进程。在他看来，发展是经济生活中 “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企业家创新。现代社会是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是实现发展的一种方式。发展，本质上是“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因此，实现新组合是靠把劳力和土地的服务从原先的利用方式中抽取出来，赋予创新者，才得以成功。创新者支配生产手段是实现发展的首要条件。
熊彼特指出，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促使经济体系进入新的渠道，使生产手段服务于新的目的的方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中央领导部门掌握全部生产手段，它可以通过指令将生产资源投向新的用途，就像它将这些资源投向原有用途一样，从而完成新组合和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财产私有和劳动分工的条件下，诞生出银行信用系统，通过信贷形成购买力的转移和创造，从而赋予企业家以生产资源控制权，满足了发展的信贷需求，“本质上乃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的对购买力的创造，但并不单纯是现有的购买力的转移。”在不存在早先的发展成果的情况下，通过信用创造，企业家可以在为社会生产做出贡献之前，就预先获得对社会产品的要求权，从而参与社会产品生产活动信贷，就“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第119页）。信用创造是发展之初企业家获得购买力的主要途径。这种新创造的购买力注入经济体系，会压缩原有的购买力，造成价格的暂时上涨，直到企业家的更丰盛的产品上市。发展造成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这也构成了银行信用创造的限制，为了有利于新企业而形成的信用膨胀必须是暂时的、温和的。
熊彼特不同意自己老师庞巴维克基于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而是提出了利息来源于企业家利润的观点。这甚至早于弗兰克·奈特著名的利润与企业家有关思想。他指出，只有企业家才是购买力的需求者，因为只有企业家才能把现在的购买力价值估计得高于未来的购买力。企业家获得的这笔购买力基金就是他的资本。资本是用于购买生产手段的基金，是赋予企业家去执行发展职能的特殊的支付手段，因此，资本隶属于发展现象。企业家为获得购买力而支付的价格就是资本的利息。利息水平的决定，在于资本家与银行作为购买力的供给者与由企业家作为购买力的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了。利息来源于利润，是对利润的一种课税，并由此源泉而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
信贷、资本、利息组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发展一旦启动，就会为更新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利润成为储蓄和积累的源泉，另一方面利息成为储蓄和积累的动力。最终，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部——货币市场确立起来，所有的储蓄和积累都流向它，所有对购买力的需求都集中于它。各种预期和规划影响着货币市场的形势，货币市场的形势又决定了新组合的命运和未来的市场价值体系。这时，以货币为基本形式的支付手段不再仅仅是流通的工具，其运动影响和改变了经济生活的具体面貌。这就是熊彼特以企业家、创新和信用创造为核心的发展理论。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方面融合了自己同胞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等人的迂回生产过程、要素价值归属等理论和动态主观主义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于新古典边际学派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的敬意和遵从。但是，他对于经济动态演化的深刻洞见和对于将经济逻辑进行严整数学形式化的偏好并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不是完美的理论，他对“创造性破坏”的激情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在今天看来，创新不是企业家的全部职能，“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也不能代表经济之中全部的行为主体，但熊彼特的理论揭示了经济之中极为重要而又被正统理论所忽视的动态方面。今天的经济学当中最具创新和潜力的新领域，如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乃至于行为经济学等都从熊彼特的著作之中汲取养料。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终其一生的思想探索也可谓在正统经济学的大厦之中进行着“创造性破坏”，他开启了经济学的创新之门。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